哥白尼式革命
我们不是被动接受世界,而是用先天的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畴构成经验。我们只认识现象,不认识物自体。
近代 · 1724年 – 1804年
Immanuel Kant
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:不是知识符合对象,而是对象符合我们的认识形式。理性为自然立法,也为自己立法。
有两样东西,越是经常而持久地思考,就越使心灵充满崇敬: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。
出处: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, conclusion
康德生于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,父亲是马鞍匠,家庭信奉虔敬派。他在柯尼斯堡大学学习,做了九年家庭教师,1755 年回大学任无薪讲师,讲授逻辑、形而上学、物理学、地理学、人类学等几乎所有课程,直到 1770 年四十六岁才获得教授职位。他一生没有离开过柯尼斯堡周围一百英里,每天下午三点半准时散步,邻居据说用他来对表。
1770 年到 1781 年是他“沉默的十年”,他说休谟把他从独断的迷梦中唤醒。1781 年《纯粹理性批判》出版,第一版几乎无人理解,1787 年他重写了大半。此后十年他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体系:《道德形而上学奠基》《实践理性批判》《判断力批判》以及关于宗教、历史、永久和平的著作。1794 年普鲁士政府因他的宗教著作下令他不得再就宗教发言,他服从了,直到国王去世。
第一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: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?他的答案是,空间和时间是感性的先天形式,因果等范畴是知性的先天形式,我们认识的世界是这些形式整理过的现象,物自体不可知。理性试图超出经验去认识灵魂、世界整体和上帝时必然陷入幻相。第二批判则说,道德法则是理性的事实,它命令我们只按可以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动,人作为目的本身拥有尊严,自由、灵魂不朽和上帝是道德的公设。他晚年衰弱,最后的话是“好了”,墓碑上刻着: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。
我们不是被动接受世界,而是用先天的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畴构成经验。我们只认识现象,不认识物自体。
数学和物理学的命题既扩展知识又必然为真,这是可能的,因为它们表达了经验的先天条件。
只按照你同时愿意它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动。道德不问后果,只问准则能否普遍化。
永远把人当作目的,绝不仅仅当作手段。理性存在者有尊严而没有价格。
道德法则不是外来的命令,而是理性给自己立的法。自由就是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则。
启蒙是人从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走出来。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。
他把康德的自律原则推到极端:不仅道德法则,连整个世界都是自我设定的产物。
他接受康德的批判转向,却拒绝物自体和知性的固定范畴:矛盾不是理性的失败,而是理性的生命。
他自认为康德唯一的真正继承人:现象与物自体的区分是对的,但物自体不是不可知的,它就是意志。
他的毕生计划是写一部“历史理性批判”:康德为自然科学做的事,他要为人文科学做。
他说自己年轻时每天花两小时读《纯粹理性批判》,持续三年,几乎能背诵。范畴论是他一生工作的起点。
他同意康德几何是先天综合的,但要证明算术是分析的:数可以完全从逻辑推出,不需要直观。
他反对康德把时间当作与空间同类的直观形式:真正的时间是绵延,它不能被空间化,也不能被概念切分。
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康德的伦理学,随后拒绝了整个先验唯心论,主张对象独立于意识。
康德是他“哲学家中的哲学家”:理性的界限不是失败,而是让超越者得以显现的地方。
她晚年的《康德政治哲学讲稿》从《判断力批判》里读出一种以旁观者的判断为核心的政治哲学,康德自己没写出来的那种。
利科称他的结构主义为“没有先验主体的康德主义”,他接受了这个说法:心灵的普遍结构,但不在主体里,在无意识的规则里。
反常一元论是康德式的解决:心灵与自然的对立在描述的层面上保留,在本体的层面上取消,自由与因果性得以共存。
原初状态是康德自律观念的程序化表达:在无知之幕后选择原则的人,就是把自己当作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。
他晚年说自己是“会动的范畴的康德主义者”:范式像康德的范畴一样构成经验,只是它们随历史变化。
他晚年反复阅读第三批判,崇高,即想象力在无法呈现的东西面前的失败,成了他理解现代艺术和后现代状况的钥匙。
他的副博士论文翻译并评注康德的《人类学》,晚年又回到《什么是启蒙》,把批判定义为对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。
“内在实在论”自称是康德的后代:没有上帝视角,真理是理想化的合理可接受性,但这不是相对主义。
他的话语伦理学是绝对命令的对话版:一条规范有效,当且仅当所有相关者在理性的讨论中能够同意它。
他的主客问题是康德问题的当代版本:一个既能从无处观看又必须从某处生活的存在者如何统一自己。
“人是目的”在他这里变成权利的“边界约束”:任何人都不能为了别人的好处被利用,哪怕是为了更大的总体善。
《论重要之事》试图证明康德主义、契约论和后果主义“在攀登同一座山的不同侧面”,最终会在山顶相遇。